竹塹城的前世與今生（前世篇）
多年前，探訪舊淡水廳同知署，是兒時陪祖母上市場經常買大麵（臺式麵條）的地方。猶記得屋主人面對鄰居誠意的拜訪，一方面顯現待客的禮貌歡迎，一方面也流露出對私有財產沾上古蹟因素的擔憂。這種經驗累積頗多，因此當爾後主政竹塹，我即對外宣示也對內向主管文化資產的同仁說理敘明：指定古蹟以公有財產為原則；法人物業視其文化價值與公共利益之權衡，並說服之以容積轉移及獎勵的彌補辦法；一般自然人財產原則避免。淡水廳署至今只餘大堂地基礎石仍為原物，其餘則早已面目全非，藏身於西門市場、中央商場的菜販攤商喧鬧市廛之中。若以今日尋常眼光，實在已看不出來這裡竟是長達123年(1756~1879)北臺灣統而治之、政令規章所由出的政治中心。不止如此，直到日治前期，超過一個半世紀之久，這裡還是竹塹城的空間中心，發軔出空間的格局經緯、功能配置，羅列出諸多祠廟廨署。
家園與城市的理想藍圖
中華式城池的理想範本規則，在戰國時代的法家典籍《周禮》有具體描繪。這部兩千年前的經典，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說：惟王建國，辨方正位；體國經野，設官分職。全書則氣象雄深地擘劃一個城邦或國家的治理藍圖，也在《考工記》訂出一個城市規劃的基本型制：匠人營國，方九里，旁三門。國中九經九緯，經涂九軌。左祖右社，面朝後市。白話言之，一座城池理想為方形，每邊各有三個城門，九個車道經緯交織，王城（首長官署）居中，左設宗廟右立社稷祠壇，官署的前方都是這些舉行儀典和辦理公事的廨署廟堂，後方則是商業活動庶民生活的空間。
周禮的城市理想原型，曾隨著長安城的示範，去到日本京都城；經過歲月到了東南海疆產生各種變異；來到臺灣更是因地制宜。但這種首長公署居中、主要道路不直通、左宗廟右社稷、前朝會後市集的規劃原則，卻成為上至國都下至州廳縣城的基本規劃概念。
雍正元年(1723)治臺已四十年的保守政權才走出南臺灣，在大甲溪以北設置淡水廳，以竹塹為廳治，但只派出分擔治安防務的捕盜同知，廳署寄寓於彰化。當時北臺景象仍是一片蠻荒，稍早康熙36年(1697)郁永河路過此地時說：自竹塹迄南崁八九十里，不見一人一屋，……非人類所宜至也（《裨海紀遊》）；十八年後參將阮蔡文巡視北路留下膾炙人口的〈竹塹〉詩：竹塹周環三十里，……竹塹煢煢一社耳（《臺灣詩錄》）。雍正九年才有權力完整、掌刑名錢糧（行政與司法權）的撫民同知；雍正十一年才有同知徐治民環植莿竹建竹塹竹子城。以竹為城是清國邊疆防範臺灣城池「易失易復」的折中策略（《高宗實錄》）。從雍正元年首築「臺灣府城」（臺南），到清治最後、日治之前五年(1890)，當時最具文明開化思想的疆吏劉銘傳仍以竹城為足，採行「就地運用卵石為基，外栽莿竹，僅用磚石建築城門、炮臺、水關」之模式，建臺灣省城（臺中，中途停廢）、雲林縣城、苗栗縣城。（《光緒朝硃批奏摺》）
容顏何樣？ 芳蹤何處？
歷史及建築或都市學者在研究臺灣城市空間的原型及演變問題，曾提出過「竹城原型論」、「土堡原型論」、「市街原型論」、「築城原型論」。都是在探索一個浮動而多變的移民社會，人們如何尋找生命的落腳處？如何開創、營造他們的家園；國家權力如何介入而設治築城、規範政權的空間秩序。
竹塹竹城有一段未解的公案。鄭用錫進士截稿於道光13年(1833)的《淡水廳志稿》，指淡水廳署「創建年月，因林逆（林爽文）之亂案卷焚燬，莫從查檢，惟舊志註明前在竹塹士林莊廳治內。」廳署在士林莊廳治內？那士林莊何在？舊志是如何說的？鄭進士廳志稿之前言及竹塹的舊志，目前可見有九種。其中主要有劉良璧《臺灣府志》(1742)說：竹塹城在士林莊；六十七、范咸《重修臺灣府志》(1747)說：淡水廳在竹塹士林莊；余文儀《續修臺灣府志》(1774)說：淡水廳在竹塹士林莊廳治內。這三種府志四位纂修者都是長期在臺知臺（長者十一年短者三年）；時任知府、臺灣道、巡臺御史；三志皆為官修都有充裕的采訪寫作人員，應無誤誌可能。而前後歷32年三志皆曰城池或廳署在士林莊，竹塹城難道有一段不為人所知的士林莊時期？這問題176年前就把我們土生土長的開臺進士弄糊塗了。此無解公案導致後人（包括清人、日人、及今人）多把竹塹竹城在士林莊，及徐治民(1733)植竹周環四百四十丈二事並陳而不分辨。士林莊是康熙五十年代(1711)王世傑墾區莊的十三北莊之一，在今武陵路至吉羊路之域，這和後來習知並有竹城遺跡所在的舊城區截然不同。
追尋竹塹竹城芳蹤，近世以來不絕如縷。如日治之初多次考察古城且把竹塹比擬為日本鐮倉的伊能嘉矩說：今北鼓樓為北門、關帝廟南邊為南門、媽祖宮前為西門、暗街仔附近為東門（《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臺灣》）。民國四十年代，新竹文獻會諸君子所述，大致類似。竹城芳蹤儘管難覓，多年來學者探尋絡繹，已可見十餘種竹城地圖。
「李慎彝空間」樹立典範
道光六年(1826)夏天經過兵燹亂事，塹城仕紳陳情建城的時候，舊有竹城已經是「徒剩譙樓之四壁；風霜剝落，竟殘渭戶之千竿」（《築城案卷》），城門樓只剩四壁，綠莿竹千竿凋殘。鄧傳安知府說：生聚日久，周遭皆居民，四門如故（築城碑文）。居民早已遍佈竹城外了。
另一方面，同知王錫縉乾隆21年(1756)把寄居在彰化的淡水廳政府歸治返竹塹。所有的志書，都只用了一句話說「淡水廳署」是「王錫縉改建今所」。鄧傳安知府驚奇地發現間隔七十年(1756~1826)：王君創建衙署於先，信齋（李慎彝）刱建城垣於後，皆籍隸四川之威遠，亦一異也！（築城碑文）
廳署的選址頗值得稱道，王錫縉選擇竹塹平原精萃之地、也是竹城內地勢最高處營建廳署。在地形上，廳署向西北經崙仔到北油車港（港北里）形成一條脊線，地勢由此一脊線東北向頭前溪緩傾，西南向客雅溪緩斜，恰可以因勢利導排除水患。道光七年，竹塹石城開工後，李慎彝同時重修已35年未整修的廳署。自1756年至日據前期1920年代，約有160年這裡成為竹塹城的空間中心，其大堂位置在今天的西門市場口與中央商場口的西安街上的中心點；廳署範圍包涵今日西門市場、中央商場、透至土地銀行。李慎彝以此為中心佈設竹塹城的血脈骨肉：公共建築、道路與水路。
如《周禮》「前朝後市」之制，在以廳署為中心的南北軸線上，南廨署廟堂、北市集郊商而分區；但是由於「臺地東負山，西向海，故官署民居率多西向」（《臺灣輿地彙鈔》），諸多衙署祠廟無法取南北向。廳署乃坐東向西，李慎彝右重修城隍廟、觀音殿；左重修內天后宮；在南北軸線上，改舊五穀廟為龍王廟、增建風雲雷雨壇，又重修巡檢署、改守備署為游擊署；在軸線與城門的中地，西側重修明志書院，東側改建名宦鄉賢昭忠節孝四祠，於儒學（孔廟）左畔又新建地藏庵；東門城外，購地移建五穀廟、築山山社稷壇；北門城外，重修厲壇。這些廨署祠廟都是帝國《大清會典事例》所明訂，天下各府州廳縣必須建置的統治與教化的建設。（但大多數州縣無法建設完備）幸而塹城政教空間李慎彝一氣呵成建竣，日後的日治、國治時期才有餘地轉換成新時代的公共建築。
李慎彝又把四城門道路：東、南、西、北門街拓寬並加以移設或改設，城內的環狀道路也聯接成形。城墻位置路線除山川形勝、竹城舊址、經費規模等因素考量外，東北段也擷取振利圳路徑。又引土地公坑（南門溪）及隆恩圳、振利圳共為護城河水源，經四城水關與城內外水系相通，成為灌溉、排水及防禦的多功能水系統。
這就是我們今天仍生活於其間的「李慎彝空間」典範！
築城是空間的大擘劃，就空間理想而言，是應同時做舊空間的總整理及新建築的總佈設。李慎彝以三年半時間從籌備到完竣一氣呵成塹城大建設，臺灣史上只此一例。（本文原載於2008年科技生活雜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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